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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长文】“一带一路”须面对世界经济三大矛盾

发布于2017年6月14日

导读: 作者贾晋京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务委员、宏观研究部主任兼首席研究员,人大重阳助理研究员刘典对本文亦有贡献,本文刊于《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年5月上。

2013年9-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分别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一带一路”从一开始就引起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经历三年多的时间后,目前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其中,并与30多个沿线国家达成合作协议,一批有影响力的标志性项目逐步落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合作进程不断加深,为双方的经济增长注入了全新的动力。

而在2016年,世界范围内发生了一系列足以改变历史的“黑天鹅”事件,这些事件引发了世界经济格局的重大变革。可以看到,这种变化并不是一种突发的“嬗变”,而是呈现趋势性的“新常态”。我们应如何认识和理解世界的变化?本文试图从世界经济的背景切入,把握世界经济新常态的主要表征,分析“一带一路”构想推进国际合作的过程中将会面临哪些问题,然后论证“一带一路”所展现的内生逻辑能否对这些问题有所回应,从而是否能够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反建制”的全球化浪潮中,走出一条坚持协同联动、开放共赢的经济发展之道。


“一带一路”须面对世界经济三大矛盾


2014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呼吁成员国采取有力措施促进经济增长来防止全球经济增长陷入“新平庸”。数年过去,“新平庸”已经变为“新现实”。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随着世界各国强劲的经济刺激政策边际效应递减,近年来各国经济增长再度陷入低迷的泥沼。

从2001到2008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速为5.3%,而这一数据在2009到2015年期间仅为3.3%,同比下降了37%。2016年,从年初到年末,世界银行多次下调当年全球增长率预期,从3%左右逐步下调至2.3%。世界各国经济增速放缓已经成为大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经济当前面临的三大矛盾得以凸显。

首先是全球经济缺乏新的增长点。近两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面临着经济增长急剧放缓的局面。2016年美国GDP增速再创2011年以来的新低,仅为1.6%。相比2015年2.6%的数据,[1]同比放缓近40%。

出现这种现象,根源在于发达国家创新能力的衰退。自工业革命以来,科技创新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二战后的新技术革命到近几十年来互联网的迅速兴起,带动世界经济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如今技术创新的红利逐渐消失,原本作为世界经济“火车头”的西方发达国家创新能力下降,随着经济增长陷入泥沼,进一步导致创新投入能力的衰退。[2]

根据美国科学促进协会数据,从2008年到2013年,美国研发资金的投入平均年增长0.8%,低于同期美国GDP的年增长率,造成的结果就是美国研发支出在联邦财政预算中的占比不断下降,截止到2015年,占比仅为3.4%。2008年以来,美国受理的新增发明专利申请总数中来自外国机构或个人的比例已超过半数,并且这个数据逐年攀升,2014年这一比例为50.7%,2015年为51.1%。

创新的乏力影响到了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根据2016年2月22日世界银行发布的研究报告,当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速可能仅稍高于1%,这是自2000年以来的第三次货物贸易增长率跌至2%以下,也是15年来首次低于全球GDP增长速度。

随着创新能力的衰退,世界经济的复苏也显得后继乏力,种种迹象表明,过去引领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面临“动能”不足的情况。虽然人工智能、3D打印等新技术陆续涌现,但是世界经济的深层次结构性改革仍在推进,涌现的新技术不足以形成新一轮科技革命的风暴核心,新的经济增长点尚未形成。

3D打印等技术虽然实现了突破,但是难以与蒸汽机等划时代发明等同

其次是不同经济体“梯队式”经济增速衰减趋势对全球治理结构的冲击。虽然当下的经济气候呈整体增长放缓的趋势,但是放缓的速度有快有慢,呈现出不同的“梯队”,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梯队”是依旧维持中高速增长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一梯队经济减速趋势较为平缓。以中国为例,2015年GDP增速为6.9%,2016年下降为6.7%,同比放缓幅度不足3%。

第二层次“梯队”是之前提到的以欧美主要国家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这一梯队的特征是经济减速趋势较为明显。2015年欧盟GDP增速为2.2%,根据IMF发布的2016年《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欧盟2016年增速预计为1.9%,下降了近14%。[3]

第三层次“梯队”是经济陷入衰退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比如作为“金砖国家”的巴西正遭遇百年不遇的经济衰退。根据巴西官方发布的数据,2015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下跌3.8%,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月16日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将巴西2016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从此前预测的-3.3%进一步下调到-3.5%,同时将2017年GDP增长预期调整至0.2%,较此前预测值下调了0.3个百分点,而上一次巴西经济两连跌还要追溯到1930年和1931年。

三个“梯队”之间经济增长速度相差悬殊,凸显出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经济增长放缓速度不均衡所产生的矛盾。在现有的全球治理机制中,发达国家掌握着主要的话语权,但是近几十年来,国际经济力量格局发生了重大的改变,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80%,发达国家占全球经济比重不断下降。但是,这种变化在现有治理机制中并没有得到及时的反映,不能很好地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与诉求。

最后是全球经济的不均衡发展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性。这种不均衡发展包括两层内涵:第一,是前文所阐述的不同经济体之间的不均衡发展;第二,是全球范围内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不均衡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大量军用技术转为民用,电子信息技术、喷气式飞机、计算机、原子能、航天等技术的快速发展重塑了世界产业发展的格局,国与国之间过去的贸易关系转变成以“跨国制造”为核心的经济联合体。这种模式在世界经济体系下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巨大财富,但是财富只是流到了少数国家和极少数人手中,这些受益群体主导了现今世界经济的秩序和格局。[4]

《21世纪资本论》作者托马斯·皮凯蒂

托马斯·皮凯蒂曾在《21世纪资本论》中用数百页的数据分析论证一条规律,即资本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长率(r>g)。以美国为例,近30年来,占人口90%的美国底层家庭拥有的总体财富在全美所占比例持续下滑,从36%降至23%,而占人口0.1%的最富有家庭财富占比自上世纪70年代起就一直增加,2015年已经升至22%。也就是说,截至2015年,占人口总数0.1%的富豪的财富总额与占人口90%的家庭资产之和不相上下。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年代,社会中的大部分群体能够或多或少地享受到发展带来的红利。但是当“寒潮”来袭之时,财富的两极分化必然导致矛盾激化,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几乎停滞,各自陷于社会的“孤岛”,越来越难以对话,社会冲突的可能性加剧。


世界经济“新常态”呈现三大趋势


当前,世界经济已经由国际金融危机前的快速发展期进入深度转型调整期,上文所述的三大突出矛盾揭示了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需要面临的主要问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当代世界经济背景下把握全球发展渐缓的症结,需端本清源,从三大主要矛盾中探寻世界经济“新常态”的变化趋势。

第一,全球经济缺乏新增长点的根源在于全球经贸发展格局的重大变革。二战后经济迅速崛起的经济体服务贸易结构以及出口产品的主要特征,基本沿着以资源密集型产品—劳动密集产品—资本密集产品—技术知识密集型产品为主的路径动态演进。

随着科技的进一步发展,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与互联网的蓬勃发展形成了更便捷的能源输送途径、更高效的物资交换网络和更多元的信息传播方式,而这三者构成了人类社会规模空前的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创造出巨大的资金流、物流网络和信息流,改变了国际贸易的基本形态,使世界各国经济形成一个紧密的“共同体”。[5]贸易的模式也开始由以产业间贸易为主逐步转变为以产业内贸易为主,随着技术的进一步精密化,最终向以产品内贸易为主的方向演化。

以产品内贸易为主的主要表现,就是产品制造的过程形成生产分割(Fragmentation of Production)的格局。过去的产品生产环节往往在一个国家就有完整的生产线,但是在当代国际贸易中,生产环节不仅仅局限在一个国家或地区,而是把产品的生产过程分割成若干环节,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因其本身的技术储备以及其他条件,从而形成了在不同的环节具有专业化的比较优势,成为流水线生产过程中的一个“因子”。[6]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基本生产单元的企业合作,也从过去的单向贸易、双向贸易演进为网络贸易,极大地刺激了世界范围内货物贸易的频繁度。

在这一体系下,20世纪的最后30年迎来了一个繁荣的时期,1970年代世界货物出口值占全球经济比重的10%,1980年代上升为15%,1990年代增长到20%。到了21世纪,2000年至2007年世界出口贸易额依旧维持年平均增长接近6%的高速。2008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增长幅度降为2%,2009年更是出现了负增长,为-12%。直至2010年7月,世界贸易额才基本恢复到2008年6月以前的水平。[7]而到了2015年,世界货物出口额下降13.2%,2016年的数据尚未公布,但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预测,世界贸易增长率将连续两年低于世界经济增长水平,这在近半个世纪的世界经济发展史中都是罕见的。这意味着全球的经贸格局正在孕育新一轮变革,而未来的贸易范式将以何种形态演进,是当代世界经济背景下亟需解决的难题。

第二,新兴经济体高速增长引发全球治理结构转变。在全球经济放缓大势所趋之下,世界各国“梯队式”增速放缓,将意味着维持中高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与增速大幅度放缓的发达国家之间差距缩短的速度不断提升。


2010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中,论坛组织方首次提出“E11”概念,即有11个国家被定义为新兴经济体,它们分别为阿根廷、巴西、中国、印度、印尼、韩国、墨西哥、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南非、土耳其。

据统计,2015年新兴经济体的GDP总量达到101.5万亿美元,占据世界经济总量的30%左右。而且,随着新兴经济体经济的迅猛发展,这一经济总量与比例还有着持续上升趋势,按照渣打银行2013年发布的研究报告,2030年新兴市场经济体占全球GDP比重将升至63%。与此同时,传统的工业强国G7的GDP总量在全球GDP总量占有比重已从1992年的68%跌至2015年的47%。

全球经济实力格局的转变,使新兴经济体在现有全球治理机制中的影响力不断提高。一方面,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治理机制中,新兴经济体的份额和话语权有所提升。另一方面,二十国财长会议升级为领导人峰会,取代G8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首要平台,“E11”在G20中占据重要地位,逐渐开始影响世界经济整体格局的发展。

第三,世界经济环境中的政治不确定性因素上升。在经济增长遭遇“瓶颈期”、外部性扩张利益“入不敷出”的情况下,原本全球经济秩序的提供者与维护者纷纷“自扫门前雪”。

以货币政策为例,欧盟和日本依然在积极推进量化宽松政策,甚至推进至“负利率”时代,而美国却因为经济复苏势头良好,美联储不仅中断了量化宽松政策,而且重启加息的周期。

时至2016年,在现有机制下,全球经济精英面对现实发生了分化,这种张力进一步蔓延至政治领域。从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到意大利修宪公投被否,引发了一系列“黑天鹅事件”。而这一系列事件的背后,反映出一股被称之为“逆全球化”的思潮已经在世界各国都开始有了比较广泛的民意基础。

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堪称2016年最大的一只“黑天鹅”

与其称之为“逆全球化”,不如概括为“反建制”的全球化更为准确,因为这股思潮实质上是在挑战过去几十年世界经济在实践中所形成的对后现代资本主义实践与原则的共同拥护以及因之形成的制度要素,即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的现有“建制”。

这股思潮之所以能够迅速波及全球,是依靠互联网等全球化的技术工具串联、动员起来那些过去几十年中未明显获益甚至利益受损的大众“失语者”,向全球化过程中既得利益精英表达愤怒的情绪,但其本身依旧是全球化的产物。

综上所述,全球经贸发展格局的重大变革、全球治理结构转变、政治不确定性因素上升构成了世界经济新常态的三大重要趋势。而“一带一路”在推进过程中,需要妥善应对这三大趋势可能产生的风险与问题。


“一带一路”为国际合作注入新增长理念


面对世界经济新常态的三大趋势,“一带一路”以发展导向为理念,提供了一个包容性巨大的发展平台。当前,“一带一路”构想正在由规划落实到实践层面,以基础设施建设为纽带,把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同沿线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

第一,打造高水平的多元国际沟通融合范式。如果说“一带一路”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那么稳健增长的中国经济就是其强劲的发动机。2016年中国GDP增长6.7%,并且后续增长被很多国际组织看好。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近发布的经济展望报告中,在将其他主要经济体增速预期下调的同时,把中国2017年经济增速预期大幅上调0.3个百分点至6.5%;联合国维持2017年中国经济增速6.5%的预期不变;世界银行下调2017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测0.1个百分点的同时,维持中国经济增速6.5%的预期不变,而这一数据与2017年中国两会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目标一致,表明国际组织对中国经济的强劲发展充满信心。

事实上,中国经济已成为世界经济进一步增长的坚强支撑。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年初公布的数据,按照2010年美元不变价格计算,2016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3.2%,这一数据是美国贡献率的3倍,日本贡献率的近20倍,在世界各大经济体中,对世界经济复苏的贡献排在第一位,可以说,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在世界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世界需要一个经济健康发展的中国,如果中国面临“硬着陆”,将会发生灾难性后果,因为全球经济已经经不起新一轮的衰退周期。而中国也根据自身发展的经验和需求,寻求与国际的进一步合作,打造“中国式”的经济合作范式。

“要想富,先修路。”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各地陆续脱贫致富的实践真理,而“一带一路”同样顺应这一发展逻辑,与沿线国家达成基础设施建设的合作意向,寻求双方发展的共赢之道。

在实践中,“一带一路”并非输出一种秩序,而是寻求合作意向的对接。在规划中的沿线国家,各国、各地区组织有自身的发展战略,比如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蒙古的“草原之路”、哈萨克斯坦的“光明之路”、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欧盟的“容克计划”等。[8]“一带一路”顺应世界经济区域一体化的潮流,与沿线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和各地区的发展战略统筹,提供了一个全局性的“上层建筑”。

具体路径是通过“六大经济走廊”打造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通过基础设施投资,打造公路、铁路、海运以及航空等陆海空三位一体的交通网络,同时更新沿线国家的输电网络、通信网络以及油气管网,顺应世界经济新常态的趋势变化,实现更便捷的能源输送途径、更高效的物资交换网络,重构世界经贸格局。

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以及中国—中亚—西亚三大经济走廊将亚欧大陆两端的发达经济圈连为一体,中巴经济走廊、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关系变得更加紧密,[9]在开放中分享机会和利益,实现互利共赢。

这种合作,需要切实为沿线国家的发展带来实惠。从产业升级的角度来讲,二战以来经济迅速崛起的经济体无不藉由国际劳动力密集型加工产业转移的机会,将加工产业承接到本国实体经济,从而实现工业化。[10]如今中国同样面临产业升级的压力,在中央财经工作会议中,“去产能”成为经济工作的重心。

中国从事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的雇佣工人有8500万,如此巨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将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机遇。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也为沿线国家疏通产业转移渠道,以此为基础形成多元化的国家沟通合作范式,为沿线国家工业化提供了窗口机遇期。

第二,为全球经济治理输出新的公共产品。“一带一路”有别于其他的许多合作机制,主要体现在三点:一是开放性,二是包容性,三是公平性。而这三点恰恰是当今世界经济新常态趋势中破解发展难题不可或缺的要素。

首先是开放性。在当今全球秩序的背景下,美国依然是全球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但是面对一系列新的变化与趋势,现有的国际体系未能有效把握全球公共物品的需求变化。过去的公共产品或多或少地面临门槛高、附加条件多,无法很好地惠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而“一带一路”倡议是以古丝绸之路为基础,但又不限于古丝绸之路,只要接受丝绸之路合作理念的国家都可参与。

然后是包容性。“一带一路”不是一个实体和机制,更多的是一种理念,并非是具有排他性的合作框架。“一带一路”框架下,可以根据不同国家的政治形势、经济发展现状、文化差异,因地制宜地形成自由贸易区、次区域合作、经济走廊等多种合作机制,并不会取代或对抗现有的区域合作机制,是对现有合作机制的补充和完善。

但是这样的合作构想是外部世界很难理解的。特别是对于“一带一路”概念的理解,不同文化语境下很容易出现误读。比如国内的一些研究将“一带一路”称之为战略(strategy),对应翻译为英文之后,语境中充满军事与政治意义上考量的单边色彩,特别是涉及到交通建设,引起一些沿线国家对本国利益的担忧。因此在取得共识方面,需强调“一带一路”和平、包容、共赢的发展理念,即政治上相互信任尊重,经济上平等互利共赢。

最后是公平性。基础设施的建设离不开资本的大力扶植,据亚洲开发银行测算,亚洲在2010-2020年期间基础设施一共会有8万亿美元的投资需求。但是从现有的全球或区域治理平台运行来看,大多数开发性金融机构对发展中国家的议程关注明显不足,亚洲开发银行等现有多边金融机构每年仅能提供100亿美元,巨大的资金缺口严重制约了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发展。

因此,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丝路基金等七大资金平台将从金融领域助力“一带一路”建设。作为一个新兴的多边金融机构,亚投行采取联合投资的模式,与亚洲开发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在“一带一路”项目中开展广泛合作,补充与完善了现有国际金融体系,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了机遇。

第三,让“一带一路”引领世界经济新常态。“一带一路”要解决当代世界经济的发展难题,需顺应全球经贸发展格局变革趋势,为发展中国家以及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治理结构中发挥效用提供广阔舞台,同时,面对政治不确定性因素的上升,要向国际社会重申全球化的包容性发展理念。

各国对于发展的渴求造就了“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盛况

半个世纪以来,中国高度发挥金融手段的资源配置作用,以基础设施和产能合作为重点,形成世界上最庞大的能源输送网络、最高效率的物品运送网络以及覆盖最广的信息传输网络,这三者成为中国经济稳健发展的物质基础。而“一带一路”用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与技术带动中国西部以及中亚、蒙古等内陆国家的开发,让世界经济发展更加平衡,让发展机会更加均等,可重构世界经贸格局的发展,化“洼地”为通途。

“一带一路”倡议为新兴国家在世界平台上发挥更大作用创造了条件,推动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治理,对于有效改善区域发展不均、优化全球治理结构具有明显成效,而当今全球治理体系不能保证所有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获得发展的机会,“发展缺位”导致一些国家地区的“反建制”思潮影响甚众。

面对政治不确定性因素增加以及各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更需重申全球化的包容性发展理念。以科技发展为依托的经济发展将不同国家逐渐形成一个紧密的“共同体”,面对“寒潮”,更应“抱团取暖”而不是“各奔东西”。

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上系统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和途径,面对世界经济新常态的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一带一路”构想在目标层面与途径层面实现了统一。“一带一路”的理想愿景和建设目标就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奠定物质基础,推动政治互信、经济互惠,为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开辟出“新蓝海”,从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引领世界经济新常态的发展趋势。

注释:

[1]“GDPEstimates2012-2015”,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https://www.bea.gov/newsreleases/national/gdp/2016/gdp2q16_adv.htm.

[2]贾晋京:《G20:用“大创新”重启世界经济》,《红旗文稿》,2016年第21期,第20-22页。

[3]“Eurostat–Tables,Graphs and Maps Interface (TGM) table”,Epp.eurostat.ec.europa.eu,http://ec.europa.eu/eurostat/tgm/refreshTableAction.do?tab=table&plugin=1&pcode=tec00115&language=en.

[4]王鸿刚:《现代国际秩序的演进与中国的时代责任》,《现代国际关系》,2016年第12期,第1-14页。

[5]方勇:《分工演进与贸易投资一体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88-95页。

[6]Holsapple CW,WuJ,“An elusive antecedent of superior firm performance:The knowledge management factor”,Decision Support Systems,2015,52(1).

[7]柳思思:《“一带一路”:跨境次区域合作理论研究的新进路》,《南亚研究》,2014年第2期,第118-125页。

[8]桑百川、杨立卓:《拓展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关系——基于竞争性与互补性研究》,《经济问题》,2015年第8期,第69-78页。

[9]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坚持规划引领有序务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3周年进展报告》,《中国发展观察》,2016年第1期,第12-14页。

[10]李丹、崔日明:《“一带一路”战略与全球经贸格局重构》,《经济学家》,2015年第8期,第62-70页。

[11]毛艳华:《“一带一路”对全球经济治理的价值与贡献》,《人民论坛》,2015年第6期,第31-33页。

[12]王达、项卫星:《亚投行的全球金融治理意义、挑战与中国的应对》,《国际观察》,2015年第5期,第7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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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

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集团董事长裘国根先生向母校捐款2亿元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大重阳旨在把脉金融,钻研学术,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大众。目前,人大重阳被中国官方认定为G20智库峰会(T20)共同牵头智库、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秘书处、“一带一路”中国智库合作联盟常务理事、中国-伊朗官学共建“一带一路”中方牵头智库。2014年来,人大重阳连续三年被选入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推出的、国际公认度最高的《全球智库报告》的“全球顶级智库150强”(仅七家中国智库连续入围)。

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全球治理研究中心

2017年3月9日,北京巨丰金控科技有限公司宣布无偿向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基金会捐赠设立“全球治理研究中心”,并由人大重阳负责运营管理。“全球治理研究中心”由原外交部副部长、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何亚非领衔,前中国银行副行长、国际商会执行董事、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张燕玲担任学术委员会主席,旨在构建高层次、高水准的全球治理思想交流平台,并为决策层提供高质量的政策咨询建议,努力践行咨政、启民、孕才、育人的智库使命。

(本文刊于《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年5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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